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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被视作“美容需求”的减重门诊，正以“慢病防控小切口”的身份，重塑全民健康图景。

  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制定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理门诊。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属（管）、省（区、市）属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中医医院要在2025年6月底前基本实现体重管理门诊设置全覆盖。

  时隔半年，9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雷海潮再次提到体重管理问题。

  “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健康管理了。目前门诊量正以每个月30%—50%速度增长，和几年前相比有明显变化。”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鲁一兵说，不少人体检发现血脂高、脂肪肝等问题后，都会来减重门诊寻求帮助。

  在“颜值经济”审美风潮与国家“大健康战略”的双重引擎驱动下，减重经济早已不是简单的“减肥生意”，而是裂变为一个深层次地融合健身、食品、医疗、科技等多领域的庞大产业生态。

  《世界肥胖地图2025》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已突破50%，预计2030年相关人群规模将达5.15亿人。肥胖不仅是健康问题，更构成社会性隐性负担——由其引发的代谢综合征每年造成社会经济负担超千亿元。

  《全球体重管理行业报告》指出，2021—2027年间，中国体重管理市场预计年均增长10.6%，预计2027年将达到926亿元。“体重管理年”提出后，这一数字有望继续攀升，甚至提前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年都市人群运动力洞察调研报告》显示，都市人群人均参与3.4个运动项目，平均每次运动时长为50分钟，都市人群对定期运动非常重视。

  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供给端的勃发。企查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国内现存健身房相关企业96.62万家，江苏排名第三，现存6.46万家。全国近十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增长，今年已注册12.15万家相关企业，其中前5月注册11.55万家，同比增长2.54%。

  健身房年卡价格在800至1000多元不等，饮食业敏锐地捕捉到“管住嘴”的巨大商机。低热量、低糖、低脂的“三低”食品市场占比居高不下，食品生产商们纷纷在包装上标注热量，还推出一周低卡食谱、健康餐配送服务等，产品更新不断提速。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几乎从早坐到晚，加上不少人都喜欢跷二郎腿、弓背，坐姿百样：斜坐，瘫坐......

  不正确的坐姿坐久了，颈部僵硬、全身疲乏，臀部也被压得酸麻，整个脊椎也特别难受！一挺直就能听到咔咔响，而且痛的时候连觉都睡不好。

  公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中国，成年人肥胖人群比例为4%，2021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患者达到4.02亿，数量全球居首。有研究预计，至2050年，这一数据将增至6.27亿。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可能为4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1.5%。全国爱卫会此前曾指出，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中国专项行动中予以积极推动和倡导，促进全民健康，既是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养的需要，更是坚持预防为主，推动慢性病防控关口前移的必要举措。

  虽然减肥门诊在2025年引发了出圈级的关注和讨论，但类似的门诊早在20多年前就已然浮现在国内医疗机构，当下还在不断升级。

  截止今年9月，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国已有约4500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正式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体重管理服务网络正从二、三级医院逐步延伸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推动体重管理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实现更广泛人群的健康体重干预和慢性病前期防控。

  3月12日，北京协和医院体重管理联合门诊正式开诊。据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内容，2000年，内分泌科史轶蘩院士牵头全国多中心减重药物研究；2003年，北京协和医院成立肥胖诊疗中心，设立肥胖专病门诊；2019年，医院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支持下开展“肥胖症多学科合作诊疗能力建设”；2023年4月，北京协和医院疑难重度肥胖症MDT正式成立，每周三中午由多学科专家为一位疑难重度肥胖症患者进行会诊。

  像北京协和医院这样开设减肥门诊的知名综合医院并不在少数，且已经在全国开花。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在多个院区开设了肥胖门诊。

  公开报道显示，北京有119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和76家基层卫生服务中心能够给大家提供体重管理服务；广州有63家医院开设体重管理门诊；浙江全省249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立体重管理门诊，已累计接诊患者20多万人次；四川全省共有446家医疗机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或肥胖防治门诊。

  外科、内分泌、营养、中医等科室纷纷入局减重，院内互相竞争较劲，有的医院甚至开设了7、8个减重门诊。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立医院慢慢的变多地开设了专门的减重门诊，却极少有专职的减重医生。内分泌科的医生又看肥胖又治糖尿病，外科大夫既做胃部的减重手术，也做肾脏、甲状腺等器官的手术。

  这样心猿意马的状态，恰恰展现了公立医院当下做减重的处境：上马容易，做好难。

  一位减重专家朱辉峰（化名）直白地指出，“目前，肥胖专业的职业门槛太低，一些医生并没有经过肥胖诊疗的培训，就可以开设减重门诊。”

  对于做得“轻”的医院，开设体重管理门诊，通常是安排内分泌科、营养科等背景的医生出诊，人力的投入几乎能忽略不计。即便是开设独立的减重科室，需要的专职减重医生大约通常也就是4～5名。

  设备方面，如果开展减重手术治疗，由于会面对重度乃至极重度肥胖症患者，需要投入一些特殊的设备和器材。

  2018年，北京友谊医院的减重与代谢外科借着通州院区落成的机会，从胃肠科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拥有近40张病床的独立病区。

  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回忆称：“由于是以手术治疗肥胖症为主的专业病区，病区针对肥胖症患者的身体特点，配置了一些特殊的设备设施，譬如承重量更大的体重秤、血压袖带、病床等，手术室也配备了加长的手术器械。”

  成本投入的压力小，让公立医院做减重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但事实上，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讲，能挣钱的减重门诊并不多，因为目前到医院看肥胖的病人还很少。

  张鹏还指出，肥胖患者的诊疗效率较低，在门诊，医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为患者进行讲解。“看1个肥胖患者的时间能看3个糖尿病人。”

  肥胖是一种疾病的认识还未形成，在减重门诊，很多肥胖患者是体检发现血糖、血脂、血压等指标异常才选择就诊。作为肥胖症的治疗方法，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减重药物也是近年来才逐渐为人所熟知，减重手术的接受度仍然较低。在得到治疗后，如果患者未达到糖尿病或代谢综合征的治疗标准，医保也是不予报销的。

  以上种种，导向一个结果：在有限的市场里，只靠一个小小的减重门诊难以有所作为。也就如开头所说，甚至有医院开了又停，或者空有招牌没有病人。

  在这种情况下，规模效应愈发重要，一些公立医院想把“减重”做成一项能挣钱的服务，纷纷开始采用另一种更彻底的做法：开设独立科室、成立减重中心。

  据了解，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成都三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心成立于2011年，到2024年其门诊量就达2万人次，减重手术量近2000例；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下称“上海十院”）肥胖症诊治中心成立于2024年，去年门诊量约1万人次，内科住院转化率约2%～5%，手术住院转化率约1%～2%；北京友谊医院代谢与减重外科独立后，2019年减重手术量已达到500余例，疫情期间手术量下降，去年已恢复至近600例。

  这些“能吸引患者、能挣到钱”的减重中心，其背后往往是内分泌科、外科、营养科等多个科室的合力。并且，得到医院领导的支持、打破病床资源的限制是更重要和隐秘的成功秘籍。

  上海十院肥胖症诊治中心主任曲伸表示，“我们现在有十几间诊室，从检查到诊断全部包含在内，一周开六天门诊，每天都有三、四个不同科室的医生坐诊，包括内分泌科、营养科、外科、心理科的医生，流程也比较有序，肥胖症患者由内分泌医生首诊后分流。”

  在浙大儿院，傅君芬团队也正在研发“AI减肥医生”。患者上传三餐照片，AI自动分析热量、营养结构，给出调整建议；同时结合连续血糖监测（CGM）数据，动态优化方案。“我们和AI公司合作了三年，最难的是让算法‘懂’儿童——他们的生长发育需求和成人完全不同。”她提到一个案例：8岁的朵朵用AI指导三个月，BMI从26降至23，但肌肉量也降了1公斤，“算法后来增加了‘增肌’模块，现在效果更稳了。”

  而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随访的精细化体现在时间节点与监测维度的双重把控上。田利民介绍，患者接受个性化营养处方、运动处方、药物干预等综合管理后，需按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节点定期随访。随访内容涵盖多方面指标：维生素水平（如排查维生素D缺乏）、贫血状况（尤其针对过度控食人群）；若采用药物干预，需着重关注肝肾功能；同时追踪血脂、尿酸水平，以及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情况。对于接受胃肠外科减重手术的患者，随访要求更为严格：需检测骨密度以预防骨质疏松，关注铁蛋白水平与营养性贫血等术后营养吸收问题。这类患者因术后也许会出现长期营养吸收不良，终身随访是硬性要求。

  随着“体重管理年活动的深入推进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减重门诊作为肥胖防治的主阵地，亟需在服务模式、技术应用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做系统性创新。未来减重门诊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数量扩张，而应更看重质量提升和内涵建设，构建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协作、全周期管理的科学体重管理体系。这一转型需要从服务整合、社区延伸、健康教育和政策支持等多重维度协同推进，最终形成覆盖全民、贯穿生命全周期的体重管理服务网络。

  多学科深度整合：当前科室迷宫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医疗体系的分科过细与肥胖的全身性影响之间有结构性矛盾。破解这一困境要建立全新的“双核驱动模式——以消化内科与内分泌科为核心，形成以患者代谢状态为中心的动态治疗网络。在这一框架下，其他科室如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医学科等按需精准接入，形成有机协作的整体。

  更为理想的状态是建立“肥胖诊疗中心这样的实体单元，集中设置体重管理门诊，配备相对固定的多学科团队，让“医生围着患者转，而非患者在多个科室间奔波。

  健康教育与行为改变：肥胖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长期效果依赖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健康行为养成。减重门诊应设立专职健康管理师岗位，通过个体咨询、小组课程和数字平台等多种形式，帮助患者掌握科学减重知识和技能，具体、可操作的指导比泛泛而谈的“管住嘴、迈开腿更有实际意义。同时，应重视心理和行为干预，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身体意象，克服情绪化进食等不良习惯，形成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

  个性化与精准化：随着基因检测、代谢组学等技术的发展，肥胖的分子机制和个体差异日益明晰。未来的减重门诊将可以依据患者的基因特征、代谢表型、肠道菌群组成等生物标志物，制定高度个性化的干预方案。AI和大数据分析将帮助医生更准确地预测不同干预措施对个体的效果，实现量体裁衣式的治疗。

  终身体重管理理念：肥胖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而非一次治疗即可解决的急性问题。因此，未来的减重门诊将从单纯的“减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体重健康管理。这一理念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内涵：对于儿童青少年，重点是建立健康习惯，预防肥胖发生；对于成年人，重在维持健康体重，防止慢性病风险；对于老年人，则需在体重管理与营养状况间取得平衡，避免肌少症等问题。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体重健康档案，在不同生命阶段获得相应的指导和支持，这将是健康中国2030战略在体重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随着这些发展趋势逐步落实，减重门诊将从医疗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从单纯的临床服务拓展为集预防、治疗、康复、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管理平台。这一转型不仅仅可以有效应对中国的肥胖危机，还将为全球体重管理提供有价值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